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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清明忆父母】

添加时间:2021-04-04 11:08:37

【清明忆父母】


一、母亲董秀英是我人生的第一老师


(宋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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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才发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今天是2021年清明节,谨以此文纪念生我、养我、抚育我成长的母亲。

我母亲董秀英,1928年10月21日出生于武穴市石佛寺镇董六房垸。2020年8月27日上午12时,我尊敬的母亲离开人世,无疾而终,享年93岁。

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人。1932年我外公因病过早去世,外婆只好带着两个未成年的舅舅和我母亲异常艰难的生活。外婆给人家当过奶妈、打过短工,带着3个孩子要过饭。1933年出于家庭生活环境所迫,经人出面说合,外婆无奈地把我母亲送给伊家桥村一个陆姓的人家当童养媳。外婆担心我母亲年幼恋家,怕她在别人家里“养不驯”,为了使她彻底死了回家的念头,最终能够在别人家里存活下来。所以自她出门那天起,不仅外婆从来没有去看望过她,就连两个年少的舅舅也从来没有登过我母亲的家门。尽管我母亲自幼出落为童养媳,没有任何文化,但是在逆境痛苦挣扎中长大的她,并没有因为缺少母爱和亲人的呵护而懦弱,反而养成了性情刚烈的个性。十几岁后她就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做起事来风风火火、非常麻利,就像男人一样从来不服输。因而四里八乡的乡亲们,给我母亲起了一个“抓风”的绰号。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她独自一人到离家60里的县城找人民政府,经过两次“过堂”彻底解除了童养媳关系,1951年底与我父亲登记结婚。我大舅董承贵一辈子没有娶妻成家,自幼就与我外婆生活在一起,很早离开了人世。由于我母亲从小就没有与我小舅舅董承明一块生活,所以自我稍微懂事那时起,就发现母亲与舅舅家的关系并不密切,除了每年春节父亲带我给舅舅、舅母拜年,端午和中秋我去给舅舅家送节之外,两家人基本上不怎么走动。直到197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两家关系才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善。

母亲是一位忍辱负重的人。母亲那坚强不屈的性格,在逆境中保持坚韧的信念始终是我的榜样。我的确能够理解我的母亲,她性情之所以那样刚烈,是因为我父亲生性太懦弱,如果她不能够刚毅一些,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简直就难于生存。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农家子弟不仰仗“走后门”而参加工作的人实在微乎其微。因而我成为舅舅垸里公认的“最有出息”的一个外甥,我参加工作时年仅19岁。舅舅垸里有些好事的女人,既羡慕又妒嫉地议论我母亲,说我母亲养育我是“破窑出好瓦——挣足了面子”。对人格的羞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害。尽管那句话异常刻薄和伤人,但是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之后,她老人家半句都不作回应,好像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儿一样。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状态下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她懂得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必须转弯,宁愿矮一截,得低头佯装没有看见、没有听到。用“沉默”对付他人的议论,对强者来说是一种“风度”,对弱者来说则是一种“聪明”。玉可碎而不可改其色,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对于母亲来说,这实在是太沉重了,触及它有撕开伤疤一般的疼痛。我不识字的母亲正是用这种“沉默”的方式,坚强地支撑起她那颤抖着的自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母亲偶然流着泪悄悄地对我说:“儿啊,你要为娘争口气,过去不与你舅舅家走动,不就是怕人家嫌咱家太穷吗?怕人家看轻了你吗?你这一代人一定要胜过我这一代人呀。”诚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足挂齿的街谈巷议。但是它对于一个从小受委屈太深,又没有文化的母亲来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她的一些想法不是毫无道理的。自古以来对待“富贵之人”不是难在以礼相待,而是难在能够不卑不亢、保全自己的人格;对待“贫贱之人”不是难在施以恩惠,而是难在以诚相待、彼此尊重。其实在当今的世界上,财富绝对不是评判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财富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只会让人露出本性。我母亲不与舅舅家走动亲戚关系,除了有她的一腔怨气之外,最主要的是怕我因之而受到不应有的委屈。爱之深、恨亦深,恨往往是爱的灰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身份低微的母亲,她们的生命有时就平凡得如同田野里的草芥。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卑微的母爱,每一份母爱都值得儿女们珍视和仰望。我终于懂得了老实巴交的母亲,原来深藏着一颗最柔软的爱子之心,她让我知道这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她如同莲子一般苦的心。最美好的东西通常接近悲伤,最绝望的东西一定隐于内心。岁月无痕,母子有情;慈母之爱,昊天罔极。尊敬的母亲啊,也许您不一定觉得或者认为自己伟大,但是您在儿子的心目中就是源、是爱、是永恒。

母亲更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贤妻良母。母亲的身体素质一向比我父亲好,家里的重活、脏活、累活基本上都由我母亲包揽。母亲是一个勤扒苦做的能手,屋里屋外事无巨细都由她老人家在操心,而且极少看到她表现出心焦和烦恼,似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天生就该由她去做,母亲对我父亲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多的要求。母亲生育了我、养育了我、教育了我,自我记事时起,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嘱我:“你父亲这一辈子为你们兄弟三个吃了不少苦。你是长子,一定要做出个好样子,好好地孝顺你父亲,懂得吗?”但是我从来没听到她要求我如何孝顺她,似乎在“孝顺”这件事儿上,她甘愿让我们把全部的“爱”都转移到父亲的身上去,这正是我不识字母亲的“伟大”之处。尽管母亲是一个做事风风火火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人。譬如,我兄弟三人每年极少添置新衣服,偶尔添置一两件新衣服,也往往是为我这个长子添置的。母亲通常把我实在穿不进去的衣服,自己动手改给我大弟弟穿,大弟弟穿小了再改给小弟弟穿。尽管一件旧衣服早已洗得发白,有时出现补丁摞补丁,但是母亲能把它补得平平展展,从来不露针脚在外面。再譬如你同她一块走路,看到地上的一根铁丝、一颗铁钉、一截塑料绳,你可能不稍一顾,她却会弯腰把它拣起来。她经常对我这样说:“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起眼、眼前没有用,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宁可东西等人,不可让人等东西。”在她老人家八十八岁的时候,仍然怎么也闲不住。要么到田地里找点事做,要么出去砍些柴火;人家外出打工把承包地撂荒了,她硬要去拾掇着种上芝麻、花生;稻谷收割后她也要出门去拣稻谷喂养鸡子。正因为她总是闲不住,所以她的身子骨还算好,她与我父亲两人每年要喂养20多只鸡,基本上每两年出栏一头肥猪。我们真担心她因之而出事,总是婉转地好言相劝,但是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我和夫人夏桂霞在尊敬父母上率先垂范,我们家所有当儿媳的晚辈对两位老人都很孝顺,从来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感到窘态;与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的两个弟媳,也从来没有对两位老人高声喊叫过。母亲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她老人家的脾气历来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常因一点小事就与我父亲争吵,有时甚至摔盘子、打碗的。对于我们这些尽管很本分的孩子也少不了打骂,有时还表露出恨得咬牙切齿的样子。但事情过去之后,她从来都不记在心里,“大爱若恨”是母爱的独特表达方式。我庆幸自己被她生育、抚养,一路走来我越发意识到,她给予我的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母亲打心眼里敬佩我父亲。尽管我父亲同她一样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是我母亲羡慕我父亲记忆力好,当生产队里的保管员,居然能够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记账。遇事也比较有远见,譬如在我读书的问题上,就有一个极好的例证。当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国家大搞围湖造田,每家每户都要有一个男丁上工地,一担烂泥条100多斤重,有时一干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个别身体虚弱的人被活活地累死在工地上。当时有不少人劝我父亲说:“何必你一个人累死了呢?把你大儿子拉出来替换你多好。自古只见过挑箩借谷的,没有见过挑箩借字的。穷人家没有关系和门路,孩子读书也白搭。等你另外两个儿子大了,再让他们读书也不迟。”我父亲笑着对那些人说:“孩子读书各人天分不一样,有的读得进,有的读不进。三个孩子就像‘三粒胡椒’,你知道哪一粒将来是辣的呢?宁可累死我,也不能让孩子当睁眼瞎。”我母亲是一个比较看重眼前利益的人,历来缺乏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这是她老人家致命的弱点。但是在我读书的问题上,母亲觉得父亲说的话在理儿,转过头来赞成我父亲的意见,支持我继续读下去。无奈之下母亲只好自己上工地,替换我父亲干繁重的体力活,好让我父亲稍有休整的机会。人们无不称赞我母亲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那时人们的生存条件极差,在我们那个地方牛羊肉根本没有,猪肉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见到。5块钱过一个年还算是挺好的,在我家是常有的事儿。往往大年三十夜猪肉一上桌,我们兄弟三个早已等不急了,夹到嘴里的猪肉来不及慢慢地嚼细就往肚里吞。吃年饭的时候母亲也不像平常那样严厉,任凭我们的筷子像雨点一样在肉碗里挑来挑去,她自己只吃一点其他的菜。鸡蛋在今天看来是极其普通的家常菜肴。但是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除了过年或者家里来了贵客之外,我们家是舍不得吃鸡蛋的,全凭“鸡屁股银行”,解决一家人的油盐钱和看病的挂号钱。母亲偶尔蒸一个鸡蛋羹,总是偷偷地放在父亲的饭碗底下,逼着他吃下去。父亲望着我们弟兄三个怎么也咽不下去,于是总要给我们每人分一块。每当这时母亲就会严厉地训斥我们:“你们知道吗?没有你父亲你们就活不成、长不大,你们不许吃,小孩子要懂事。”患难见真情。正是这些看似粗俗的质朴话语,道出了人间的真情、真爱,显现了母亲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更体现了普天之下母性的纯洁和伟大。

母亲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譬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整天感到饥饿,有时饿得身发抖、心发慌。每周末要往返步行60多里山路回家,一则是为了背下一周的粮食和一罐腌菜,二则是为了回家狼吞虎咽地“猛吃”一顿。从小生活在贫瘠的农村,食不为味只求饱。那时从来没有零花钱在学校的食堂里买菜,尽管白菜汤只要2分钱1碗,但就是买不起。即使在异常炎热的夏天,带到学校的那罐腌菜仍然要食用一周。通常到周二、周三菜就开始变馊,咸萝卜、腐乳汤即使生蛆了也得咽下去,否则端着饭碗就没有别的指筷子的地方。母亲为了让我在学校里少挨点饿,从全家人口里省下一些麦子,加点盐炒熟后让我带到学校里,当我饿极了的时候,就悄悄地吃上一两把麦子做补充。为了从全家人的牙缝中挤出那一点儿粮食来,如果说家里其他人平常是坐在桌子上喝稀粥,那么,我的母亲多半是坐在灶台前喝米汤。母亲一生节俭过日子,在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期间,她老人家从来没有为自己添置过衣服什物,全家的所有衣服及被子、床单等,全靠母亲晚上熬夜纺线织土布解决问题。那时候棉布一律凭票供应,国家规定成年人每人每年5.4尺,儿童每人每年3.7尺布票,在那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年代里,人们在穿衣用布的问题上确实是很平等的。有一段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很能够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乡干部村干部,出门穿的‘呼啦裤’,后面是‘日本’,前面是‘尿素’。”干部们能够买几条装尿素的袋子(日本产)做条裤子,已经就是很大的“特权”了。在我们家里,布票基本上被母亲通过给人家“说好话”,用来抵付缝纫师傅的工钱。那时高中的学杂费在今天看来实在不贵,每个学期10元钱,加上书本费共15元钱左右。但是由于我家底子薄,恰在那时我母亲又背时,屡犯头疼的毛病,这15元钱就是拿不出来。要知道那时喂养一两年的一头100多斤重的肥猪,也只能卖50多元钱啊。我读高中的那两年,母亲就像过“鬼门关”一样,她老人家为我这个读书的儿子愁白了头。每个学期开学前母亲就急着为我筹措学费,家里凡能变出钱来的东西都被卖光了,不足的部分就全凭母亲赖着老脸到处求人借。每次凑齐给我的3元、5元,母亲多数是用手帕包着给我的,有5角、2角和1角的,也有5分和1分的,就是没有整元的人民币。这些零散钱有些是母亲借来的,有的是家省下的柴米油盐钱,有的是母亲得病了舍不得吃药的钱,也有的是刚刚卖了几个鸡蛋的钱。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我知道穷人家的“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到1982年我与夫人夏桂霞结婚的时候,除了我们一房家具是新的之外,几乎是家徒四壁,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那时候(指我读高中时期的1970—1971年),生产队里自然条件极差,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一遇天灾就颗粒无收。全劳力一个劳动日只能挣得0.16元,有些身体不太好的人,辛辛苦苦地劳作一年,不但没有任何收入,倒头来还要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因而一般人家如果没有在外地工作或者是做手艺的,家里基本上没有活钱,更谈不上有任何积蓄。也不知母亲为我这个读书的儿子,挨了多少人的白眼、受了多少难以言表的委屈。每当我手里捧着母亲好不容易才凑齐的学费时,一想到父母为了积攒这一笔来之不易的学费,省吃俭用、东求西借的一幕幕,我的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来。我以为世界上有两样事物是每个人都必须仰视的:一个是星空,一个是母爱。所以从那时起,一种知恩、感恩、报恩的理念油然而生。我发誓要为父母争气好好读书,无论如何要混出个人样子来,以实际行动尽到自己的一片孝心。那时也曾幼稚地发誓:一定要让所有“瞧不起”甚至“歧视”过我母亲的人,对我母亲“仰视”才行。

天底下最无私的爱是母爱。人世间有些“爱”很大气,有些“爱”很执着,还有一种“爱”很纯粹——没有任何功利的痕迹,我觉得这种“爱”就是母爱。我以为最朴实无华、最神圣博大、最刻骨铭心的爱,就是母亲对于儿女那种永恒的爱。我母亲她老人家没有文化,说话从来就是直来直去地毫不修饰,很少顾及别人是否高兴。只要遇到她不顺心的事儿,立马就挂到了脸上,全然不顾忌别人会怎么想。我母亲不但性格和脾气不太好,而且有时还比较固执己见。尽管母亲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穷户养“娇子”,但可以说我就是母亲的一切。譬如,她哪怕遇到天大不顺心的事儿,哪怕她老人家正在伤心流泪,只要看到我进了家门就不再作声,她老人家觉得我是读书人,决不能让我感到难堪。我似乎就是她心中的一块“玉”,母亲用她那粗糙但又质朴的方式,像雕琢玉器般地一点点地养育和塑造着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珍奇异宝都能够据物论价,唯有玉无价,玉是永恒的。因而人世间也唯有无价的东西,才称得上是有生命的。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我们通常所说的“玉文化”,我以为这里的“化”就是“熏陶”,实质上也就是“琢”。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磨打和雕刻,是千百年来传承嬗递的感染和积淀。

在我进步的每一步当中都能够寻找到母亲心血留下的烙印。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了一个良好的习惯,那就是除了外出开会或者进教室给学生授课等庄重场合外,我一般不穿皮鞋,一律穿土布鞋。我从小就穿惯了母亲做的布鞋,觉得穿上它心里舒坦、脚上舒服。即使我当了教授、处长、院长、秘书长,也全然没有穿母亲做的布鞋“土气”的感觉。后来母亲眼睛不好使做不了针线活儿,还特地请垸里的年轻媳妇们帮忙做过几双布鞋寄给我。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每每想到母亲为我奉献的点点滴滴,不由得不热泪盈眶。尽管我父母前半辈子吃尽“苦中苦”,他们终究属于“幸福人”之列。尽管他们开头不幸,但他们的结局是幸福的,因而仍然称得上是幸福的人。而那些开头幸福但结局不幸的人,终究只能说是不幸的人。母亲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比海深,怎么估价也不过高。为了国家和个人事业的发展,忠孝往往难于两全。父母大人深明大义,他们几次病倒了也不让我们知道,怕因之而影响和分散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平常我与他们通电话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报喜不报忧地说:“我俩一切都好,不要挂念,我们手里不缺钱,你要多关爱你的妻子和孩子。由于我们家底太薄,我们没有能耐帮助你们。”有时还流着泪说,他们手长袖子短、眼界浅,拖累了你夫妇俩,对不起你夫妇俩。总是勉励我在外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工作。中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不图儿女回报的善良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我算不上传统的和人们所说的孝子,但是为了辛劳一辈子的父母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我没有理由不为他们尽一份做儿子的职责。“只愿父母都长寿,安慰天下儿女心。”如果人真的有来世,来世我愿再当两位老人的儿子孝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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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亲宋兴桂是我为人处世的楷模


(宋才发)



今天是2021年清明节,谨以此文纪念生我、养我、抚育我成长的父亲。

我父亲宋兴桂出生于1928年11月12日。2014年3月16日上午10时无疾而终,享年87岁。16日上午10时5分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后,我急忙请假并购买从北京到武汉的高铁车票,在8个多小时内赶回故乡看父亲最后一眼,所有儿孙及亲人们于当晚护送父亲遗体去县城火化。17日下午,中共武穴市石佛寺镇宋巷村党支部、宋巷村村委会领导到家里慰问我母亲并向父亲灵柩敬献花圈。18日早晨7点出殡的时候,父亲的灵柩及近百人的送葬队伍所到之处皆无空巷,沿途各家各户礼花、鞭炮齐鸣,自发地为老人家默哀送行。

父亲是一位忠厚本分的农民。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贫穷乞丐,每个人最青春偶像差不多都是自己的父母。譬如,我们从小跟父母学会说话,学会吃饭穿衣,学会尊重、理解和反思。如果说一个人在走向社会之前学会了十成东西,那么,其中也许有八成是父母教。既有父母手把手地直接教会的,如中国人吃饭习惯用右手拿筷子;也有受潜移默化影响习得的尽管我父母目不识丁,但是我从来没怀疑过父母这种教子的能力。据宋氏家谱记载,我祖父宋捷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靠种田谋生,闲暇时候为“宋巷街”几家豆腐铺打短工(挑水卖)。奶奶董凤尔为人心地善良、心灵手巧,经常为人家出嫁的姑娘或者刚过门的新媳妇,做些针线和刺绣活儿,挣点小钱补贴家里。父亲5岁那年,我祖父因积劳成疾离开人世。破屋偏遭连夜雨,就在父亲7岁那年,我奶奶又撒手人寰,年幼的父亲自此成了挨村乞讨的孤儿,东一餐西一顿,一件单衣过秋冬。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夏天,我们家乡闹水灾,父亲被人赶到齐腰深的水里捞快要成熟的稻谷,一连几天一泡就是一整天,最终落下一身病。到1951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我家只有一间半破旧的瓦房。1956年经过父母的共同努力,又买下了另外半间屋。家景贫寒决定了我父亲是个一辈子胆小怕事、沉默寡言,但遇事心里有数的人。父亲一辈子以种田为业,是一位忠厚本分的农民。在我们那个较为闭塞落后的小山村里,胡搅蛮缠的人自然也是有的。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不讲理也讲不出理的年代,即使人家无端地打到我家门口来了,我父亲宁可把门堵上,也不与人家理论那些根本就无法说得清楚的是是非非。父亲用他处世行为直白地告诉我:怕人不要紧,人欺天不欺。宁可低头走路,不可弯腰做人。以至于垸里老人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兴桂是个树叶掉下来,怕砸着脑袋的人。”自古中庸传家远,厚道济世昌。父亲用他一辈子清正廉洁、为人厚道的朴实经历感染我、启迪我,什么是人格尊严?只有对自己的生活认真负责任的人,才有人格尊严。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只是吃、喝、玩、乐、睡。无论什么年龄段和身份的人,尊严终归是人性的底线。即使老态龙钟了,也不等于情感消失、欲望死亡。只要是人便有对美好事物和亲情、友情的正当渴求。老人和所有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一样,都需要温暖、需要慰藉、需要交流、需要理解,而不是被可怜、被屈尊或者招待。也许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太深,在人们眼里我这个看似有个性的读书人,其实也是一个地道胆小怕事的人,一辈子没有在大庭广众里与谁论过是非。哪怕别人非理到我面前来了,只要能够忍让的,我就一定“忍”住。我深深地懂得“忍住一时之气,方免百日之忧”的道理。一个人的书读多了,也许真的就读“傻了”、“呆了”,因为我觉得书读到最后,无非就是让自己更加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复杂。尽管我不信奉宗教,但偶尔也随家人、朋友或者客人到庙堂或道观里去观光。通常看到的东西大多如眼过烟云,什么都没有记住。但是弥勒佛身边的一副对联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一辈子的坎坎坷坷终究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忍耐和谦让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极端痛苦的,其果实却是甘甜的;两腿直立的善良人,终究要比那些屈膝下跪的狠人、狂人高大和高贵得多。

父亲是一位诚实善良的老人。1958年他开始当生产队长,随后那几年遇上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的全国大饥荒。我家野菜、树皮、麻根、草根都吃过,还是解决不了一家人饥饿难耐的问题。父亲有时在野外挖回来一些不知名的“进口食品”,为了确保我们兄弟三个和母亲的生命安全,他总是自己先尝,等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问题才让我们吃。为了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能够多吃上一口,他因负累和经常挨饿导致大腿浮肿。由于饥肠辘辘、肚内空空,我往往在梦中滋滋有味地吃上了满满的一碗米饭,醒来时却饿得浑身发抖。我们垸里有几个身体稍弱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活活地饿死了。我把这些真实的情况写出来,让人觉得有点“忆苦”之嫌,但是饥饿难耐的滋味我至今记忆犹新。尽管我家里经常揭不开锅,有人向父亲建议私分一点粮食,父亲既不敢也不能同意。那时候不少人都觉得我父亲死心眼、没有出息、饿死了活该。在那样一个普遍贫穷的年代,手里多少有点实权的人,能够高擎自己灵魂活着的人确实不多。父亲一辈子不食嗟来之食,不以媚色示人,他用极其简单的事实警示我们兄弟三人:做人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他有一句口头禅:“金子嫌黄了,银子嫌白了”,“不是咱家的东西见了不眼红”。父亲的话对我很受用,给了我一种做人的庄重,以至于在一些人生的重要关口,我都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对我说:“做人就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老实正直的人,老实人终究是不会吃亏的。”记得195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垸里在宋巷乡供销社工作的宋长民(中联部机关党委书记宋祖德的父亲),夜间一个人拖了一板车的货,不幸翻车摔死在离垸五六里的地方。他在我们垸里属于单门独户,加之那天晚上男人们聚在一起吃狗肉“打平伙”。那时人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得知噩耗后,谁也不愿丢下狗肉不吃去管这件事。唯有我父亲叫上伯父宋兴灿,他兄弟俩人瞎灯黑火地赶到出事地点,把宋长民的尸体运回垸里并料理安葬。还记得有一位远房的老奶奶,由于她老人家平常爱骂人,因而垸里的人不怎么喜欢她。以至于她去世以后几乎没有人去理她,完全靠我父母张罗着将其入殓及料理她的丧事。我们垸还有一位辈分非常高的孤寡老人叫宋三弟,全垸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个辈分的人,统统都称他为“三爹”。他无儿无女,靠“吃五保”艰难度日。尽管他与我家非亲非故,但是父母经常无私地接济他。只要我家偶尔做一次好吃的东西,父母总要打发我或者弟弟给“三爹”送一点过去。我参加工作后,父亲经常唠叨:“你回来了要去看看三爹,他无儿无女,你手里有钱的话就给他一点。”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回去看父母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每次去看三爹总要给他老人家50元或100元。记得有次回家别人告诉我,三爹说:“兴桂的家境并不富有,但兴桂的家是一个积德积善的人家。自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正是这样一位诚实善良的父亲,用他的言行教会我什么是忠孝和诚信?什么是品行和礼仪?什么是严谨和务实?什么是礼乐和温馨?是父亲用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这些做人处世的基本道理。如果说我今天算是取得了点滴成功,那么,这些成功原本就是得益于父亲的教诲和鞭策。我们兄弟三人尽管没有多大出息,但是父亲的教诲时刻铭记在心。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也无论我们各自从事什么职业,都能够以诚信为本,踏踏实实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从来没有让父母老人家为我们多操半点心。由于父亲为人厚道、耿直,1975年垸里又推选他当生产队的保管员,一直到1981年生产队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止。父亲平时不苟言笑,人太直且缺少“弯弯绕”心眼,有时还认准一个“死理儿”,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尽管他老人家清贫一辈子,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积蓄。但是他穷得硬朗、穷得有骨气,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债务,更没有给后辈人留下半点儿令人难堪的牙痕。我终究懂得了清贫是什么?我以为清贫就是贫而不贱,始终拥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气。

父亲送我到师范学校读书。我刚满18岁那年,是我求学史上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也是我一生中享受唯一的一次。在这之前及这之后,父亲之所以再也没有陪同或者护送过我出远门,并不是他老人家不知道疼爱我,而是他懂得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半点背景的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得全凭我自己去摸爬滚打才行。父亲这样做是对我早早地放手,让我早早地独自去应对世事,用自己的足迹去丈量自己生命途程。为了节省几块搭乘公共汽车的钱,父子俩扛着我的铺盖和行李步行40多里地赶到县城。他老人家一路上尽管没有多说话,但看得出他是非常高兴的。他勉励我要好好读书,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今后要做一个有真本事的好老师。他还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底儿薄,在吃喝穿着上不要与别人攀比。”我破天荒地看到父亲的眼眶红了,原来刚强的父亲也有流泪的时候。他告诫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过去帮助过我的人,永远要知道好歹,要有感恩和报恩的心。我父子俩刚到广济师范学校大门口,就受到迎新队伍的迎接,他们把我和父亲带到我就寝的宿舍,放好行李后领我们到食堂与老师们一块共进午餐。这是我一生中与父亲一起享受到的最珍贵的一次“盛宴”。尽管后来我受到了许多高规格的礼遇,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宴请。但是我觉得其价值和意义,其他任何一次都不足以与这一次相提并论。吃完午饭后父亲谢绝了师范学校的老师和我的挽留,只身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此情此景终身难忘。

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源于《周易》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要强盛起来都需要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尽管没有留给我任何坐享其成的物质财富,却通过遗传基因的作用,给了我一个能够吃苦耐劳、享之不尽的健康体魄,给了我时刻勤勉的头脑、韧劲和耐力,尤其是留给了我一种达观向上的生活勇气。我觉得真正衡量财富的办法,应当是在我们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看看我们到底还值多少。苦原本就是人间正品。我以为成功源于吃苦耐劳,只有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才有可能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一个不怕苦、能吃苦的人,也许吃苦半辈子;而一个怕苦、不能吃苦的人,通常要吃苦一辈子。也就是说一个人吃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他思想成熟的过程、内心丰盈的过程、灵魂升华的过程,以及逐渐走向成功的过程。尽管我父亲“斗大字不识一个,却拼死命也要让我兄弟三人读书,他深知没有文化的切肤之痛,发誓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书。他的文化意识是我们家乃至整个垸最可称道的,但绝非书香门第之类的东西。我以为这是比任何财富都更加弥足珍贵的东西,这也正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我永远不会忘记激励我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父母的大恩大德。不久前美国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将把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留给自己的子女。比尔·盖茨认为拥有不劳而获的巨额财富,对于站在人生起跑点的子女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子女的人生和潜力应和出身的富贵或贫寒无关。然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却始终不懂不愿意接受这个质朴的道理。譬如,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一些贪官为了供子女出国留学而聚敛钱财,他们的子女在国外被称为“海外阔少”,穿名牌、开宝马、住豪宅、进赌场,挥霍的就是父母贪污腐败所得的赃物。父母为子女身败名裂锒铛入狱,而这些孩子却往往不能与其说是财富害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父母害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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